研究路線
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的探究
黃氏原本對個人如何應付社會及生活壓力的問題極感興趣，博士論文的題目為〈台灣社會中的心理壓力、因應方式、與心理疾病間的關係〉。回國後，仍沿用西方學者研究環境適應問題的思考架構，繼續從事「企業組織中員工的工作環境知覺與工作士氣」的實徵性研究。
在從事這項研究的時候，黃氏注意到家族企業型態的特徵，諸如：缺乏規章制度、引用私人、集權式領導…等等，而開始思考家族企業中人際關係的基本型態，以及流傳於中國社會中的人情、關係、面子、報答等概念之間的關係。因此整合當時社會心理學中流行的「社會交換理論」（social exchange theory）、「正義理論」（justice theory）和「印象整飾理論」（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），撰寫了一篇論文，於1983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「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」上宣讀。
該項研討會是海峽兩岸分隔三十餘年後，雙方社會科學工作者首度齊聚一堂的學術研討會。在這次研討會上，黃氏遇到中文大學教授Michael H.Bond，他要求黃氏和他合作，以這篇論文所提出的理論為基礎，撰寫一篇論文，討論中國人的社會行為。
〈人情與面子〉的理論模式
這篇題為〈人情與面子：中國人的權力遊戲〉的論文文章經過數度修改之後，刊登在1987年元月份出版的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》。黃氏跟 Bond合作的〈華人的社會心理〉一文，則收錄在他所主編的《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》一書中，198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後來Bond兩度編撰《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》，也都邀黃氏撰寫其中章篇，該書第一版，和Gabrenya合作，撰寫〈中國人的社會互動：大地上的和諧與秩序〉；第二版和韓貴香合作，撰寫〈儒家社會中的道德與面子〉，分別於1996和2009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〈人情與面子〉這篇論文可以說是黃氏學術生涯中的「扛鼎之作」。〈人情與面子〉的理論問世之後，他即以這個理論模式為基礎，又寫了一系列論文，集結成一本名為《中國人的權力遊戲》的專書，1988年由巨流圖書公司出版。到了2004年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將這本書所收錄的論文略作調整後，改名為《面子：中國人的權力遊戲》，在大陸出版簡體字版，銷路相當暢旺。
儒家心態與經濟發展
在1983年「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」上，社會學家金耀基宣讀了一篇論文〈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：韋伯學說的重探〉。金教授指出：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在其名著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中探討有助於西方「資本主義」發生的各種條件。韋伯在窮究各種條件之後，認為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興起有關。基督新教的教義強調勤勞、節約，認為在上帝的「召喚」下從事工作是神聖的，由工作而得的財富，是上帝的賜禮，不應拒絕。儘管如此，人卻不可奢侈浪費。這種教義所造成的人的「動機結構」與資本主義精神正相湊合（affiniity）。它在個人心理上所造成之「內在整合」（inner integration），對於資本主義之發展十分重要。
為了闡明非西方社會因何「不發生」資本主義，韋伯在《中國的宗教：儒家與道教》一書中，從「物質」與「精神」兩個範疇雙管齊下，探究其原因。在「物質」範疇上，他逐一分析五個具體因素，包括貨幣制、城市與基爾特、家產制國家與科層政治、親屬組織以及法律。韋伯指出：整個來說，這些結構因素確實不利於資本主義之發展；但是，傳統中國也有許多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構因素，如無身份繼承、自由遷移等。因此，他以為「結構因素」的影響並沒有決定性。換言之，傳統中國之所以「不發生」資本主義，必須在「物質」或社會「結構」以外的因素中去找尋。韋伯判定這是由於儒家文化缺乏資本主義所必要的一種「特殊的心態」（particular mentality）。這等於是說中國文化與現代化是不相契合，或中國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阻礙。
韋伯對中國社會結構及儒家倫理的解釋，後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界分析中國的重要典範，影響西方學術界的主流思想幾達半個世紀之久。然而，到了1970年代，韋伯的儒家倫理觀點卻受到一個「巨大經驗現象」的挑戰。當時許多社會及經濟學家都注意到：從二次大戰之後，幾個東亞地區的社會都有「生猛驚人的經濟發展」，包括日本、台灣、南韓、香港與新加坡。這些東亞社會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，在過去三十年中的經濟發展則被稱作「東亞經濟奇蹟」。
金耀基的這篇論文引發了學術界的「韋伯熱」，探討儒家思想與東亞奇蹟的興趣，國內外學術界也因此而召開了好幾次相關的研討會。為了要了解什麼叫做「儒家的心態」（Confucian mentality），黃氏下定決心，向國科會申請出國進修補助，從一九八五年九月起，到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，撰成《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》一書，1988年出版。
法家的組織理論
黃氏在夏威夷大學求學期間，曾經做過「馬基唯利主義」的實徵研究，並與其指導教授合作，發表過一篇論文，題為〈馬基唯利主義對中、美大學生的意義與測量〉（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Machiavellianism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），登在1976年的「社會心理學刊」（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）之上。回國後，於1991年出版《王者之道》，討論法家理論在現代華人企業組織中的應用。這本書後來並由一位華僑翻譯成泰國文字，在曼谷出版。
根據黃氏在這本書中的分析，儒、法兩家思想各有不同的適用範疇，儒家的「仁、義、禮」倫理體系適用於情感性和混合性關係的範疇；法家以「法、術、勢」作為核心的組織理論，則適用於工具性人際關係的範疇。更清楚地說，對於個人生命的安頓而言，儒、法兩家思想有互補的作用；儒家倫理適用於家庭之中，法家思想則適用於工作場合。甚至是在工作導向的企業組織之中，儒、法兩家思想也應當具有互補的作用：跟工作有關之事，應強調法家思想；跟工作無關的人際關係安排，則不妨輔之以儒家思想。
儒家文化傳統中為家庭而努力打拼的成就動機，和法家思想中所蘊涵的形式理性，構成所謂「華人資本主義精神」（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）的主要內容。黃氏因此寫了一篇英文論文，〈道及儒家思想的轉化力量〉。這篇論文提出了一個「火車」的比喻：源自西方的科技像是「火車頭」；源自儒家文化傳統的工作動機，像是推動火車前進的「蒸汽機」；在政府及企業層次制訂蘊涵有高度「形式理性」的管理制度，則像是火車的「軌道」，三個因素的結合，讓東亞國家的經濟能夠快速而且平穩地往前發展。
學術關懷的三大主軸
在世界各國對東亞經濟奇蹟充滿好奇的時代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設立一個「東亞哲學研究所」，1987年，由杜維明教授在新加坡召開一項「儒家倫理與工業東亞的現代化」研討會，邀請了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宣讀論文，包括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、麥法夸；Max Weber的嫡傳弟子Wolfgong Schluchter，漢學家狄白瑞，以及海外華人學者金耀基、劉述先、張灝、傅偉勛等人。黃氏宣讀的論文，即為〈道及儒家思想的轉化力量〉，後來也收錄在杜教授所編的論文集《三重奏：儒家倫理、工業東亞、與韋伯》（Confucian Ethics, Industrial East Asian and Max Weber）之中。這個火車頭的比喻，構成黃氏學術關懷的三大主軸。儒家倫理代表華人心理，工業東亞代表科學發展，韋伯則代表理性的科層組織。
東方化與亞洲生產力
從1980年代末期，到1990年代初期，台灣一方面成就了「東亞經濟奇蹟」，一方面也經歷了快速的政治和社會變遷。當時東南亞許多國家都對「東亞四條小龍」的經濟奇蹟充滿了好奇心，亟欲起而效法，黃氏受到中國生產力組織總經理石滋宜的推介，在亞洲生產力組織的安排之下，到香港、東京、馬尼拉、可倫坡、以及孟加拉的達卡，四處演講，宣揚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。
1993年八月31日至九月2日亞洲生產力組織的大西克邦先生特地來台，在台北召開一項國際研討會，題為「社會文化因素對生產力的影響」，邀請來自台灣、香港、印度、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、蒙古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泰國等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宣讀論文，黃氏寫的論文題為〈華人社會中的儒法鬥爭與生產力〉，文中分析人情因素對社會公正的負面影響。這個研討會的論文後來由黃氏編集成書，取名為《東方化》（Easternization：Socio-cultural Impact on Productivity），1995年由亞洲生產力組織在東京出版。
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
1990年代初期，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生路線之爭。黃氏深刻體會到：非西方國家的本土社會科學之所以長期處於低度發展狀態，實肇因於其學術社群對於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。因此，黃氏下定決心，以十年以上的工夫，撰寫一本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。這本書分為兩大部分，前半部所討論的「科學哲學」，主要是側重於「自然科學的哲學」，尤其強調由「實證主義」到「後實證主義」的轉變；後半部則在論述「社會科學的哲學」，包括結構主義、詮釋學和批判理論。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，都同時兼俱「自然科學」和「社會科學」的雙重性格，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，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「科學」的哲學基礎不可。
本書一共介紹二十世紀裡十七位最重要的哲學家。鑑於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都是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，從事主體性思考所得到的結果，本書在介紹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之前，都有一篇小傳，敘述他們主要的學術生涯，及其學術思想與其他思想家之間的關係。由於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讀者瞭解西方科學哲學思潮的演變，本書介紹每一位哲學家時，並不作全面性的介紹，而只側重於其思想中有關本體論、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討論。
《儒家關係主義》的研究傳統
從2000年起，黃氏開始擔任教育部「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」總主持人。在執行該項計畫的八年期間，在每年兩次的考評會上，都有考評委員指出：這種大型的研究計畫，不能以做實徵研究為滿足，一定要將這些實徵研究的發現整合在一起。
從Popper（1972）所主張的進化認識論來看，唯有建構理論，才有可能將各項不同實徵研究的發現整合在一起。整合性的理論一旦建構出來之後，它就跟同一範疇中既有的其他理論構成競爭關係。基於這樣的認識，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，黃氏不斷殫精竭慮，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，一面從事研究，撰寫論文，在國內、外學術期刊上發表。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，他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，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，撰成《儒家關係主義：哲學反思、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》（黃光國，2009）。
這本書是以「後實證主義」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強調：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，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論所構成的科學微世界，既能代表人類共有的心智，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態。基於這樣的前提，該書一面說明黃氏如何建構〈人情與面子〉的理論模型，並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，再對以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做後設理論分析，然後從倫理學的觀點，判定儒家倫理的屬性，接著以「關係主義」的預設為前提，建構出一系列微型理論，說明儒家社會中的社會交換、臉面概念、成就動機、組織行為、衝突策略，並用以整合相關的實徵研究。
本書最後一章的「結論」部分指出：從Lakatos（1998）所主張的「科學研究綱領」來看，一個科學的研究傳統確立之後，將來研究者便可以用同樣「關係主義」的預設（Lakatos稱之為「硬核」），再建構出其他相關的理論。因此，希望將來能以這樣的思維及運作方式，並從事實徵研究。建構出更多相關的理論，以確立「儒家關係主義」研究傳統。
「心理學的科學革命」
2010年7月23至27日，「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」（A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）在印尼日惹的Gadjah Mada University宣布成立，並召開第一屆國際會議，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四百多位代表參與，共宣讀兩百五十多篇論文。在大會開幕式上，黃氏被推選為會長，並於26日上午發表一篇題為〈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的使命〉的主題演講，指出：今年七月一日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三位教授在《自然》及《行為科學》上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：在2003至2007年間的心理學研究中，96％的樣本是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，他們的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的12％。這種來自西方（Western）、高教育水準（Educated）、工業化（Industralized）、富裕（Rich）、和發達（Developed）社會的樣本，和全世界其他地區的廣大人口相較之下，其心理傾向其實是非常特殊的，他們因此稱之為來自「怪異」（WEIRD）社會的「怪異」樣本。
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成立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建構本土心理學理論，來研究世界各地「非怪異」社會中人們的心理。我們必須承認：今天世界學術社群中所流行的研究典範，大多是西方文明的產品。我們要想建構既能代表人類普遍「心智」，又能夠反映某一社會中人們獨有之「心態」的理論，一定要能夠掌握住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精神意索，研究「非怪異社會」中支持人們在各種情境脈絡下作出各種社會行動的智慧、文化價值、以及世界觀，來對西方心理學社群進行科學革命。
分析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
《儒家關係主義》一書的英文版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1出版（Hwang, 2012），之後即與瑞典特登堡大學教授Carl M. Allwood（1952-）在英國期刊Social Epistemology上反覆辯論與本土心理學發展的有關議題，前後將近四年，雙方發表相關論文多達16篇。當時黃氏即清楚表示：非西方國家推動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目的，旨在對西方主流心理學進行科學革命（Evenden & Sandstrom, 2011）。Allwood以研究全世界本土心理學發展作為終生志業，辯論過後，他針對世界各國發展本土心理學面對的難題，撰成一本小書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，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。黃氏則在該書系主編邀請之下，從科學哲學的觀點，針對這些難題，出版一本對應的小書，討論建構「含攝文化之理論的知識論策略」（Hwang, 2019）。
黃氏所提出的知識論策略包含兩步驟：(1) 建構有關社會互動和自我的普世性理論，包括〈人情與面子〉的理論模型（Hwang, 1987, 2015a, b），〈自我的曼陀羅模型〉（Hwang, 2011, 2015a, b），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（Hwang, 2018a）；(2) 然後，以用這些模型作為架構，分析一特定的文化系統（Hwang, 2015c），例如儒家文化中的「五常」（Hwang, 2018b）。
劍橋小書的出版，象徵著心理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突破。因為從科學心理學之父馮特（Wilhelm Wundt, 1832-1920）於1879年在德國萊比錫建立第一個心理學研究室以來，心理學者始終未能妥善處理文化問題。《內聖與外王：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》一書的目的，在於對華人學術社群說明如何使用此一知識論策略，分析儒家文化傳統（黃光國，2019）。
「中西會通四聖諦」
自2015年起，在其同道師友的積極支持下，黃氏結合台灣各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的師資，共同成立學術研究社群，在各校舉辦社群研討會。並在2018年11月3日正式成立「社團法人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」（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，英文簡稱CISSA，中文簡稱「思源學會」），展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倡導與推廣工作。
從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，黃氏回顧過去將近半世紀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得，積極撰寫「中西會通四聖諦」的一系列著作。這個書系的第一本書，題為《超越與實在：牟宗三的科學觀》，該書前半部的析論指出：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，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統的扭曲。這種「系統性的偏誤」很可能使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；並使港台新儒家的發展承受難以為繼之「苦」。後半部則「對症下藥」，介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。
這本《牟宗三的科學觀》是「中西會通四聖諦：苦、集、滅、道」書系的第一部。第二部《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》將重新組織並改寫第四版的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，每一章後面添加一節「文化反思」，說明該章在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應用。這是「集」，希望能夠匯集西方科學哲學之精華，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。<br>
第三部中的第一本《破解科學主義的魔咒》嚴詞批判五四以來瀰漫於華人學術社群中的「科學主義」或「實證主義」。本書並以作者所寫的兩篇「靶子論文」作為標靶，邀請台灣社會科學界的關鍵人士參與的「打靶」，希望藉以讓華人學術界中「科學主義」的陰魂現身，而得以「滅」渡之。
第四部包含兩本書，一本是《玄奘與榮格：自性的探索》，另一本是《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》。這是我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依照我所發展的知識論策略，建構「含攝文化的理論(Hwang,2019)」，並整合歷年的研究心得，走出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之「道」。
截至目前為止，黃氏已經為國際學術期刊編過七個特刊（special issue），在國際學術期刊及專書中發表126篇論文。依照史丹佛大學依Scopus論文影響力數據所列的「全球頂尖2%科學家」（World's Top 2% Scientists 2020）名單，全台灣心理學領域列名榜上者，僅有一人，即為黃氏。
批判史學泰斗余英時
2021年八月一日，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，海內外學術界一片哀悼大聲，尊稱他為「史學泰斗」、「思想史大師」，大陸學術界甚至認為：他是「中國學術第一人」。但是跟他有「亦師亦友」關係的「體制外歷史學者」龔忠武，卻公開發表一篇長文，認為他「蓋棺而論未定」，批判他是「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」！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身後評價？
因此黃氏決定以余氏最為暢銷的名著作為對象，在香港《亞洲週刊》上連續發表文章，深入批判余英時的「歷史與思想」。後來，他又在《中國評論》上，發表了一篇〈余英時的「迷陣」與牟宗三的「偏誤」〉(黃光國,2021)，文中指出：余英時雖然是錢賓四的學生，但是他的學術主張已經背離了新儒家的立場。牟宗三對康德知識論的中譯雖然有「系統性的偏誤」，但是只要經過調整，就可以接上「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」。相形之下，余英時的學術主張是兩頭落空，只有空洞的「現代化」，背離中國文化傳統，也無法和西方文明的精華接筍。
黃氏認為：余英時的著作，其實是步步陷阱，後學者一不小心，就可能陷入余氏精心布置的迷陣，而找不到出路。因此，有必要用條陳縷折的方式，公開批判余英時的「歷史與思想」。將來這些文章可以收集成一本專書，列在「中西會通四聖諦」的「滅」部。
代表著作
1. Hwang, K. K. (2012).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: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. New York: Springer.
2. Evenden, M. & Sanstrom, G. (2011). Interview-Calling for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: K. K. Hwang o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. Social Epistemology, 25(2), 153-166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1pXiwfbwzEbiD7WZRz9_Y3jofAqnpcT0/view?usp=sharing<br>
3. Hwang, K. K. (2019). Culture inclusive Theories: 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jUoupwJ3H6r4NM5PFoP91onjTZWb82SY/view?usp=sharing
4. Hwang, K. K. (2015a). Cultural system vs. pan-cultural dimensions: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approaches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.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. 45(1), 1-24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ov341Y9yGJkzOH61D7YHMc1087HrB-VF/view?usp=sharing<br>
5. Hwang, K. K. (1987). Face and favor: The Chinese power game.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, 92, 944-974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A7byBlGRsFPvs_1vbsIW0mF9CE3xoIte/view?usp=sharing
6. Hwang, K. K. (2015b). Culture-inclusive theories of self and social interaction: The approach of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.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. 45(1), 39-62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ov341Y9yGJkzOH61D7YHMc1087HrB-VF/view?usp=sharing
7. Hwang, K. K. (2011).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. Psychological Studies. 56(4), 329-334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JW9JHxPzCflkLkhLRfGLCyVxT0VokGfZ/view?usp=sharing
8. Hwang, K. K. (2018a). A psychodynamic model of Self-nature.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. DOI: 10.1080/09515070.2018.1553147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rTQfhuRmWjssp_y0wn9XXuyb-dYZ5T0r/view?usp=sharing
9. Hwang, K. K. (2018). Five virtues: scientific approach for studying Confucian ethics and morality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, 10(3), 176-198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MwWNHyIH_1zGhR4FbDYoP2KFmVTdNKIp/view?usp=sharing
10. Hwang, K. K. (2012).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: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. New York: Springer.
11. Hwang, K. K. (2018). Enhancing social network theory with theoretical model of Confucian Five Virtues. Archaeology and Culture, 1(1), 68-86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iZKisAl_FOyi9poKK3xg1lYRiYd4yzmr/view?usp=sharing
12. Hwang, K. K. (2020). Escape from Kantian Eurocentric bias in cross-cultural psychology, Cultural & Psychology, 26(4), 863-878.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o3EknTFkYNekb8ubX31FBBqyGIW50hk/view?usp=sharing
期刊論文 Public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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